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已破30大关
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已破30大关，独生子女是特殊政策下诞生的特殊一代，这代人对婚恋需求更加多元复杂，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迹，导致当代适婚男女生育意愿降低，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已破30大关。
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已破30大关1
长三角地区多地近期发布2021年婚姻登记大数据。据安徽省民政厅消息，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初婚年龄推迟，一直是近年受到关注的社会话题。早在2018年，根据江苏省民政厅的数据，2017年，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为34.2岁，其中女性34.3岁，男性34.1岁。而2012年，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9.6岁，2015年为32.4岁。也就是说，差不多在十年前，江苏的平均初婚年龄就到了30岁。
30岁是一个大关，在过去无疑让人倍感焦虑，但这个新闻一出，让很多大男大女的心情略感放松。不得不说，这样一个局面的形成，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结婚对象的机会成本比较、教育程度的提高、结婚成本的增加和同居现象的普遍化影响下，我国城乡居民平均初婚年龄就呈现出今时今日不断推迟的趋势。
婚恋是个人行为，但它确实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诸如错失生育年龄对生育水平下降趋势的强化、高龄女性生育风险增加等，并将对社会发展带来进一步的挑战。对此，公共政策要有所作为，进一步推进婚育支持性政策的出台，鼓励和提倡适龄婚育；同时做好托底保障，满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基本住房等需求，保障孕产妇群体的特殊权益及母婴安全，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已破30大关2
日前，湖北省襄阳市民政局公布，2021年该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23岁，女性为33.96岁，与2016年的29.41和27.27岁相比，5年里推迟了近5岁。
近些年，襄阳结婚登记数量也从2014年的55506对，2016年的'46783对，逐年下降到2021年的28300多对。
数据一出，一片哗然。
这个位于汉江中游，目标直指“万亿工业强市”的襄阳，到底怎么了？
低迷的生育率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作为国家确定的中部地区重点城市、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近些年，襄阳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大发展。2021年，襄阳经济总量达到5309亿元，跻身5000亿元俱乐部，连续5年稳居湖北省第二位。
作为一座普通地级市，这样的成就并不差，但或许是因为有武汉珠玉在前，襄阳的存在感一直不强。
襄阳有何特殊之处，高居目前各地已公布的平均初婚年龄榜“榜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石智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襄阳的问题不应局限于襄阳，而是要跳出狭隘的地域限制，从宏观看其所处的大环境。
《中国婚姻报告2021》曾对中国婚姻现状及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出生率下滑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这两大问题，从而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导致婚姻市场匹配困难，从而推迟了初婚平均年龄。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
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90后）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女性，女性=100）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相关数据显示，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
从目前各地已公布的婚姻数据来看，2021年江苏全省男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28、26.52岁，与前一年相比，男性平均初婚年龄略有推迟，女性的略有提前；杭州分别为28.5、27.1岁，与去年相比分别晚了0.2、0.3岁；温州为29.1、26.7岁，男性比上一年推迟了0.4岁，女性则晚了0.3岁……
新生代婚恋平台MarryU创始人黄镇认为，除了以上种种原因，中国晚婚现象的产生，还和当下独特的大环境有关。
“独生子女是特殊政策下诞生的特殊一代，在生长过程中又碰上了改革开放，其父母通常带有浓厚物质短缺烙印，他们除了对精神层面有自己标准，对物质生活也会有一定要求。”
黄镇认为，这代人对婚恋需求更加多元复杂，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迹，再加上当下适龄男女婚恋观念的转变以及高昂生育成本带来的现实压力，导致当代适婚男女生育意愿降低，进而对婚姻的需求随之降低。
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已破30大关3
据安徽省民政厅消息，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2008年以后，安徽初婚年龄逐渐上升，从一开始的26岁左右到现在已突破30岁。”（3月13日 《新安晚报》）
初婚年龄破30，打破心理壁垒是第一步。年轻人晚婚晚育受诸多因素影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成本的增大以及年轻人对婚姻品质要求的提升……而很多时候，年轻人心理层面的压力来源于“不会爱”——不懂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因感情造成的极端事件也偶有发生。因此，普及“恋爱教育”迫在眉睫。
目前，我国从小学到大学各个阶段，基本上还没有将恋爱教育、家庭经营这类课程正式纳入教育体系。而相关培训机构的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多数青年是在懵懂状态下进入爱河、步入婚姻，这就好比“无证上岗”。
20年8月出台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探索开展婚前辅导，帮助当事人做好进入婚姻状态的准备，学会管理婚姻。21年5月发布的《“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也明确要求加强婚前指导、婚前保健。但与其结婚之前着急“补课”，不如恋爱阶段就开始教育。爱是婚姻的基础，年轻人只有明白爱的意义，才能更尊重婚姻。
“恋爱教育”是系统性工程，绝不能局限于课堂。去年，宁夏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的爱情心理学、婚姻经济学等相关的选修科目引发了广泛关注。但真正意义的恋爱教育还应包括更多心理学层面的内容，帮助年轻人了解爱情与婚姻的意义与内涵，提高经营感情生活的能力。
民政部门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联合教育部门等探索开发恋爱教育课程，搭建恋爱及婚姻教育课程体系。高等院校将“恋爱教育”作为大学生人生观教育的补充未尝不可，但各地政府也应主导建立完备的婚姻家庭辅导咨询机构，实现“恋爱教育”的全覆盖。
另外，目前国内一些城市也已配备恋爱教育等市场服务，专业科学的咨询与指导可以为解决个人情感问题及生殖保健问题提供帮助。公益广告及主流媒体的也应为“恋爱教育”塑造开放、畅通的舆论场。
专业的“恋爱教育”更需要专业人才。对于高等院校，思想开放且有阅历、有知识的心理学、社会学专家是不二之选，取得年轻人的认同是开展教育的第一步。对于社会“恋爱教育”来说，宁德市采取的“社工+志愿者”的婚姻家庭辅导中心模式可供借鉴，既充分利用资源，也让“恋爱教育”专业更接地气。
其实，真正的“恋爱教育”不是教年轻人怎么谈恋爱，而是教育或者帮助年轻人学会处理情感，处理情绪，处理跟他人的差异，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这应是每个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恋爱教育，可以有，也应该有，这不仅是爱情与婚姻的命题，也是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之一。
